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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書籍的熱情 / 中時開卷11月14日

  • 2010-11/14
  • 藝文新聞
  • 【楊照 (作家、文化評論者)】

  那是一個特別的時代,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席捲全世界的時代。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彼此敵視,然而兩者之間的共同之處,遠超過他們的差異;或許該這樣說:正因為兩者如此相似,才激發彼此不共戴天的對立立場吧!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相信: 有,而且只有一種「對的」社會組織,在此唯一答案之外的其他主張,不止都是錯的,而且都是破壞「對的」社會組織的邪惡力量。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相信: 實現「對的」社會組織,關鍵在於讓社會成員先有「對的」的信仰。它們都相信:和信仰關係最密切的,是文字,尤其是承載文字內容的書籍。

     所以,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政權都積極地製造出大量書籍,還有,它們都同樣積極地管制、摧毀它們認為「不當」、「有害」的書籍。一邊大量製造、一邊大量摧毀,那是一體兩面,顯現了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政權對於書籍特殊的執迷。

     不過,也就在這份對書籍的執迷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犯了共同的錯誤,大錯特錯。他們錯估了人和書籍之間的關係,也錯估了書籍影響人的 方式。到了20世紀,人與書籍間的普遍關係,已經從自書籍中吸取真理,轉換為自書籍中獲取超過自身經驗的有趣感受與思想。書本影響人的理由,不再是「書是 對的」,而是「書是有趣的」、「書是奇妙的」、「書是多彩多姿的」。

     即使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控制高峰時,他們的書籍執迷就已經在創造反效果了。大量生產,記錄「對的」訊息的書籍,正因為是「對的」,記錄著同樣、熟悉的內容,所以不會有真正、長遠的影響。相對地,那些應該被摧毀的書,正因為其內容「不對」,反而必然刺激出人的最大好奇,甚至熱情。

     這種反效果,在時間及時代變化中更被放大了。到今天,不只是那些代表「對的」思想的書籍完全消失了,甚至連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曾經創造 過大量官方書籍這件事,也幾乎都被遺忘了。被強調記得,而且反覆提醒的,是它們焚書、毀書的行為,是那些被它們燒掉、毀掉的書,是當時抗拒摧毀書籍的各種 情緒、各種努力,乃至各種犧牲。

     《最後的手稿》和《焚書之書》兩個不同角度,提供了這樣的提醒。《最後的手稿》虛構了一位蘇聯KGB的檔案員帕維爾,讓他去面對大作家巴別爾的「最後手稿」,一份應該隨著巴別爾入獄獲罪被徹底摧毀的手稿,卻在帕維爾生命中掀起了無盡的波濤。該按照規定摧毀巴別爾的手稿嗎?還是應該偷偷予以保留?摧毀如此簡單,保留卻必須冒著自己喪失一切的危險,為什麼帕維爾竟然做不出決定來?

     藉由帕維爾的掙扎,作者賀蘭突顯了文學的力量,更凸顯了書籍真正的吸引力。帕維爾真正要保留的,與其說是巴別爾的手稿,不如說是一種抽象 的資產──人可以擁有記憶活著的基本空間,人可以擁有不同感受、不依照標準答案去愛去恨的基本權利。這資產如是抽象,必須藉著巴別爾的手稿將之具體化,但 一旦被具體化了,這資產就取得了驚人的誘惑性,在其面前,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遭到質疑,也似乎都可以拋棄不要了。

     這是真正的熱情。被毀書行為反而激發出的熱情。同樣的熱情,也顯現在《焚書之書》作者的寫作態度上。半個多世紀之後,他固執地去找出所有 當年納粹焚毀書單上的每一位作者、每一本書,追索這些作者的生平,並且幫我們讀了這些當年的「禁書」,跨越時空傳遞了他們所記載的訊息。

     有意思的是,今天讀來《焚書之書》(更精確、但會比較拗口的翻譯應該是「關於被焚之書的書」)考掘出來的「被焚之書」內容,根本沒有什麼 特殊的刺激性,甚至沒有對於納粹法西斯政權的威脅。這更證明了,熱情其實不是針對這些特定的書,而是針對抗拒禁止書籍記錄不同答案的管制。畢竟書的本質就 是給予我們超越自身經驗的多種問題多種答案,保護書的熱情,因而也就必然源自保護這種多樣性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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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比揚卡 一景(網路資料).jpg

(莫斯科 盧比揚卡地區;圖片來源:http://cn.wsj.com/big5/20100330/PHO111346.asp)

活著,並且記住

鄢定嘉∕政大斯拉夫語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小說空間──歷史真實與文學虛構交會的場域

莫斯科,一九三九年。政治大整肅雖已結束,對文人知識份子的控訴與逮捕卻未停歇,NKVD(內政人民委員會)的魔掌在一旁伺機而動。這是美國作家崔維斯.賀蘭(Travis Holland)為小說《最後的手稿》設定的時代背景。

在動盪的政治黑暗時代,擁有最小卻最強大武器者,非作家莫屬。「文字獄」因此成為許多主政者消滅文人的方式。史達林亦然。

猶太裔俄國作家伊薩克.巴別爾(Isaac Babel)一八九四年出生於黑海畔的奧得薩城,一九二○年代中期以《紅色騎兵軍》和《奧得薩故事集》享譽文壇,他是蘇聯作家協會的成員,並於一九三八年出任蘇聯國家出版社(Gosizdat)編委會副主席,隔年遭人密告,指控他祕密為法國從事情資活動,因而身陷囹圄,手稿遭到沒收,數月後槍決,直至一九五四年才獲得平反。

賀蘭在小說開頭安排主角帕維爾和作家巴別爾見面,小說人物和歷史人物的命運在此交會,就此勾勒歷史悲劇中人們面臨的內心糾葛──人該如何自處?怎麼看待歷史?真理的標準為何?

複雜多變的心靈畫面──「外在/內在」世界的悖論

帕維爾曾任教於知名學府,教授俄國文學。此身份設定值得玩味。賀蘭善巧地運用互文手法,讓果戈理、托爾斯泰、契訶夫、勃留索夫、巴爾蒙、貝里、巴別爾、曼德爾施坦姆等人的作品片段,穿插於文本的敘事、主角的沉思、人物的對話中。飽讀詩書的帕維爾對文字之美自然不可能無動於衷,身為文學教師,應該教育學生欣賞文字之美、體會作家意旨,他卻因默許學生告發教師而遭解職。

在學生父親的協助下,帕維爾來到人稱「盧比揚卡」的國家安全局(KGB)總部工作,在特別檔案室中整理被捕作家的檔案與手稿,並一一將其送進焚化室。文學教育者變成消滅文學的劊子手。然而,內在的他不改俄國知識份子的批判傳統及使命感,偷偷帶走巴別爾的手稿。

對帕維爾而言,「盧比揚卡只是莫斯科的一個縮影,那裡每天晚上都有黑色轎車和沒有標記的監獄卡車──黑烏鴉、黑囚車,悄悄開在暗黑的窄巷道裡,進行它們可怕的要務。」在特務橫行的時代,告密是自保的最佳方法,恐懼遂成為此時期主要情緒。帕維爾擔心酒館老闆聽到塞米翁的史達林笑話後報官,害怕同事庫提瑞夫向上級密告,懷疑同病相憐的娜塔雅發現他私藏巴別爾手稿並舉發他。

於此同時,賀蘭假帕維爾之眼觀看荒誕世情:向來被戲稱為「《真理報》中無真理、《消息報》中無消息」的官方媒體大肆報導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的簽訂,卻對波蘭受到德國入侵的消息噤若寒蟬,謊言公然披上真理的外衣。

然而,冷酷現實的生活中,畢竟潛藏人性輝芒。自小想像力豐富、性格敏感的帕維爾並不完全孤單。和塞米翁亦父亦友的情誼,與母親彼此關懷的親情,和失去女兒的娜塔雅相互取暖卻若有似無的情愫,這些人性中原本具備的情感,和帕維爾對生活周遭冷靜的感受和思考交雜,築構複雜多變的心靈畫面。

真理恆久遠──「記憶/失憶」的辯證

《最後的手稿》不僅書寫時代的大歷史,也講述帕維爾個人的小歷史,與兩個女人相關的小歷史。

他的妻子艾蓮娜在前往雅爾達度假途中因火車出軌而喪命。而他不想收起她的照片,也不處理她遺留家中的生活用品,希望藉此挽留妻子漸漸模糊的身影。即使如此,她已經變成相片,一把回憶。而唯一生根於他記憶當中的,卻是她生命中那些最後的時刻,賀蘭運用意識流的手法,讓帕維爾對艾蓮娜臨死前的感受,以及死後屍體橫陳情景的想像重複浮現,突顯主角錐心的痛楚。

帕維爾不能接受的還有母親罹患腦瘤,記憶開始退化的事實。他認為失憶是個人悲劇的公開演出,如果某天母親徹底失憶,認不得他是誰,她也不會記得他們共同的生活了。那就是兩種死亡:她的過去和他的過去。為什麼帕維爾如此懼怕失憶?世上一切是否終將被遺忘?「記憶/失憶」的辯證,帶出受時代洪流擺弄的主角面臨的個人思想困境。

在小說結尾,帕維爾終於領回艾蓮娜的遺骸,也彷彿擺脫了記憶不可承受之重,能以清明之心面對自己與時代。他將母親來信與巴別爾手稿都藏在住家地下室的牆面,還趁同事尚在病中,開始銷毀被捕作家手稿的證物單,並登上盧比揚卡頂樓再度見到巴別爾。其後,展開新的等待──等待被捕。

從歷史角度觀之,現時的主體將成為後人思憶的客體。帕維爾與塞米翁曾談及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否配得上讓人記得。面對人在歷史浩劫中不得不掩藏良知的虛偽,帕維爾認為他們或許不配讓後人記得,但塞米翁卻持相反意見,表示每件事都配得上讓人記得。即使許多證物、手稿被遺忘在某個角落,並不代表史實不曾存在。活著,並且記住。或許,這就是大學時期主修歷史的賀蘭想告訴我們的真理。

(誠品站11/8 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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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203706.jpg 《最後的手稿》馬可孛羅11/9出版

曾經存在過就不會被遺忘

熊宗慧台大外文系助理教授

美國作家崔維斯.賀蘭(Travis Holland)的作品《最後的手稿》(原名為The Archivist's Story),是以一九三○年代史達林大清洗時期的俄國為背景,描寫一個在蘇俄內務人民委員會(即NKVD)辦公處──盧比揚卡大樓(即後來的KGB總部)工作的檔案員帕維爾,冒死將猶太裔的俄國作家伊薩克.巴別爾(Isaac Babel,一八九四~一九四○)即將被焚毀的手稿藏起來的故事。乍看之下,這部作品令人疑惑。蘇維埃歷史上最嚴厲的恐怖統治時期裡,那種風聲鶴唳的氛圍和夜半聽聞敲門聲的驚恐,哪是美國人能夠了解的呢?而那種人與人之間必須相互猜疑、互告奸細的心理折磨,又有誰比那些真正受過苦難的俄國作家們的筆鋒更能傳達呢?所以這部作品最讓人好奇的,除了是作家對背景資料的掌握外,就是為何要寫這部小說的動機了。

關於背景資料的掌握這一點,賀蘭應該已經事先預想到了,這從小說裡充滿大量細節的描述可以看出。寫小說前,作家已經不辭千里先跑到俄國一趟,採訪到多位當時的政治受難倖存者,並拿到第一手資料;在這之後,他又投注了整整五年之久的時間在這部作品上,其態度不可不謂慎重。小說主要場景──盧比揚卡大樓,其內部空間的分配、進出時的檢查關卡、押解政治犯時要甩動鑰匙、低階軍官遵循黨要求健康的理由而有撕菸和晨泳的習慣、銷毀檔案的焚化爐、犯人的放風場所等等,賀蘭都有相當逼真的描述。另外,對於當時五花八門的告密內容,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與史達林有關,如詩人曼德爾施坦姆被舉發嘲笑史達林的鬍子像蟑螂,下場當然可想而知;還有「饑荒」一詞在當時可能引發的的政治疑慮等等。除了這些與情節相關的內容外,作家對莫斯科季節的變換、街道的地標、莫斯科人的採購習慣等等,也是如數家珍般地道來,看得出他對整個時空背景和人物掌握的嫻熟度。

然而這一切還是要回到起點,就是為何一位美國作家要寫一部以蘇維埃歷史為背景的蘇維埃人的故事呢?其實動機就在一個名字上,即伊薩克.巴別爾。巴別爾最有名的作品其實只有兩部──《奧德薩故事》和《紅色騎兵軍》,然而光《紅色騎兵軍》一部就足以讓他列入二十世紀最傑出的作家名冊,但也就是因為這一部作品,讓他注定無法逃過史達林的魔掌。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巴別爾在自家鄉間別墅遭逮捕,罪名是「策劃反蘇恐怖活動」,他被關進盧比揚卡大樓的監牢內,遭受殘酷的刑求,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被判死刑,隔日即遭槍決,而簽署判決書的人正是史達林。小說《紅色騎兵軍》描述的是一九二○年紅軍進攻波蘭一役(即蘇波戰爭),布瓊尼將軍指揮的哥薩克騎兵軍對沿途遇見的不論是猶太人還是波蘭人,不分老少,都極盡暴虐和殺戮之事,作為隨軍採訪員的巴別爾對此有非常直接和暴露的描述,小說文字如血從破裂的動脈管噴出一般鮮活跳動,既刺激了年輕一輩對革命的狂熱,也引發輿論對騎兵軍的強烈批評,布瓊尼於是極盡所能在報刊上打擊巴別爾,後者為此消沉許久,但是無論巴別爾怎麼低調,騎兵軍的殘暴與戰爭最後吃了敗仗的事實,兩者都和一個名字脫不了關係──史達林,這也種下了巴別爾日後的悲劇。

巴別爾遭逮捕後,他的手稿也被沒收,包括十五個檔案夾、十一本筆記本、七本記滿字跡的便籤紙統統遺失,而這就是故事的來源,消失的手稿終究是被焚毀,亦或被某位有心人藏了起來,直到今天沒有人能百分之百確定。慘遭毒打並失去眼鏡的巴別爾的最後身影,還有他寫給當時的特務頭子貝利亞的信:「我只有一個請求,請准許我把最後的作品寫完……」如神話般輾轉流傳下來,成為一個寫作者忠於自己和自己作品的最後信念。

按照賀蘭自述,從他在圖書館裡翻閱到巴別爾的作品並驚為天人起,他就不斷追蹤巴別爾的身影,從此一頭栽進蘇維埃歷史中,感受這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共同命運,一如他在小說裡所言,作為一個作家存在的證據,也是代表他的聲音的就是作家的手稿,小說《最後的手稿》之於賀蘭也就是一項證據:曾經存在過就不會被遺忘,他藉小說向在史達林大清洗中喪生或是殘存下來的人致敬,而這種敬意是不分國籍的,是跨越文化的,那是很久以前的十九世紀俄國作家們曾經感動世人的精神──人道主義,這也是我在這部小說裡最深切的感受。

(破報115-11月14 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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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蔡錦豐(作家)

關於旅行,講的是追尋與享樂、自由,甚至是逃避。怎麼樣都無法脫離這些。

但在看《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時,當然也提到這些,但出乎我想像的,講更多的卻是自我的完成。

尤其身為一個男性,在字裡行間讀到的都是一位女性的掙扎與救贖,

那些更為纖細的反覆,那些男性可能不明瞭的、甚至是忽略的,是這本書給予的最大啟發。

 

「有了愛你的老公、優渥的收入,如此美滿的生活還有什麼好不滿足呢?」

但生命是獨立個體,每個人都獨一無二,他該建立在什麼上頭?該用什麼形式?都只有自己可以決定。

當源源不決的淚水自心裡湧出時,當生命只剩下不快樂時,你可以成就的是自我,而不是他人。

無法對自己負責的人,怎麼能對他人呢?

這本書,給身為男性的人,一個試著去理解身邊女性的機會,或許無法接受,但至少可以做到去理解。

 

當然,旅行的本質還是在的。

異國文化催情、大啖美食的享受,還有陌生語言的魅力……

只不過,本書講的不單只是旅行的享樂而已。

因為人生至極的樂,是來自心裡真正的平和與滿足。

也是作者利用一年的放逐時光所追尋的事物。

本書終究要表達的,不是「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而是「享受吧!人生的旅程」。

 

Kate有話】這篇書評是出版社同業(也非常厲害的出版過多部作品)寫的,或說是小企硬坳來的。但怎麼回事,這位同業身為一位男性,卻用了最清明的眼光,剖析了這本書阿!我被打動了,你們呢?(私心最愛:「但生命是獨立個體,每個人都獨一無二,他該建立在什麼上頭?該用什麼形式?都只有自己可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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