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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蒂瑪.巴圖爾還記得第一次聽到那聲「轟」從印度砲兵陣地傳來的情景,聲音非常清晰,因為離山區只有十二公里遠;她也記得砲彈從無瑕藍天落下時發出優美的呼嘯聲;她更記得當時在田裡收割燕麥的姊姊阿米娜和自己在第一聲爆炸響起前面面相覷的神情。

「每當砲彈掉下來炸開的時候,阿米娜就會全身發抖,然後哭泣,倒在地上。」法蒂瑪說,「那個地方沒有洞穴,所以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拚命跑,我很羞愧,我實在太害怕了,就沒拖著我姊姊,只管自己逃命。我很害怕她會死掉,但是對我姊姊來說,一個人被留在那裡一定比炸到更恐怖,所以她也爬起來跟著村裡其他人一起跑。」

整整三個星期,布羅爾摩的倖存者一直往西北方向走,「我們常常是走在動物走的山路上,從來沒有人類走過的路。」法蒂瑪說,「砲彈開始往下掉的時候,我們把所有的麵包留在火上去逃命,所以肚子非常餓。大人們砍野生植物當食物,我們也吃許多小野莓讓自已活下去,雖然吃那些東西會讓我們肚子痛。」
 
這些歷經艱辛逃難旅程中活下來的布羅爾摩村民,筋疲力竭又憔悴不堪的抵達司卡度。最後一批難民抵達後,當地軍隊將他們帶到他們的新家。在機場旁的沙丘地,法蒂瑪和其他倖存者開始學著遺忘過去,重新開始──但這些人當中並沒有阿米娜.巴圖爾。
 
「當我們到達新的村子時,阿米娜倒下了,而且再也沒辦法起來。」法蒂瑪說,「沒有人能夠讓她活過來,即使是終於安全了,而且和我們的父親與叔叔團聚在一起,還是沒辦法讓她開心起來。幾天之後她就死了。」
 
五年後法蒂瑪提到姊姊的死時,臉上露出的悲憤未曾稍減;她讓那段痛苦的回憶短暫重現,然後又將它壓抑下去。
 
一九九九年夏天,中亞協會在司卡度機場附近的沙丘蓋了「古爾托瑞難民營女子學校」。十五歲的法蒂瑪坐在五年級教室裡,坐在她的書桌前,在描述「加吉爾衝突」最緊張的時候,讓白色的頭巾遮住大部分的臉,好讓自己躲進頭巾不再回答那些讓人傷痛的問題。
 
她的同學娜爾吉茲.阿里,現年十四歲,接著把故事繼續往下說,說明自己為什麼會坐在這間教室,坐在彩色的世界地圖下頭,坐在現在的書桌前面,親吻著自己的全新筆記本、鉛筆,以及削鉛筆用品。這個讓她們擁有學習機會的慈善機構,總部位在地圖上任她怎麼找也找不到的地方──蒙大拿的波茲曼。
 
「我們走了很久的路終於到這裡,當然很高興看到家人,」娜爾吉茲說,「但是看到這個我們以後要住的地方,我害怕又不確定。這裡沒有房子,沒有樹,沒有清真寺,什麼設施都沒有。然後薩耶.阿巴斯帶了一位外國人跟我們談話,他告訴我們如果我們願意努力,他會幫我們蓋所學校。結果你知道嗎?他真的遵守了他的承諾。」
 
在難民營女子學校的五年級學生,大多是像法蒂瑪和娜爾吉茲這些孩子,她們的學習其實落後其他年輕孩子許多,因為她們的正式學校教育都是在離開村莊後才開始,而班上的平均年齡是十五歲。附近村莊的政府學校願意接受大部分的難民男孩入學,所以她們的兄弟每天來回總共要走兩小時的路到學校上課。但是對一百二十九位古爾托瑞女孩來說,如果不是到司卡度來,她們可能一生都沒有機會進入學校,因此這所學校是她們穿過恐懼與逃難的隧道後,照亮黑暗盡頭處的亮光。
 
在她們黃褐色,有五間教室的學校沙地院子外,整齊的土磚房一排排向著地平線方向延伸,有些還裝著象徵奢華與定居的衛星天線。而遮蔭著房子的是一棵棵的櫻桃樹,在曾經一度是沙丘的地上。「打水計畫」提供的水源灌溉著這些樹,讓它們茁壯、青綠、一片繁茂,奇蹟似的在沙漠中開出繁花──就像那些從學校放學回家、走在大樹枝椏下的孩子,古爾托瑞的女孩們。

本文摘自《三杯茶》第十七章 沙地上的櫻桃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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