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孛羅部落遊

人是如何界定自己的？「靠存在的記憶」詹宏志說。

詹宏志自小即擅長記憶、閱讀，還有數學。以一種近乎神童的本事，拿到國文課本第一天，他總是從頭到尾念過一遍，也就順便背下來。有一種人，台上的數學老師講完課，台下的他也就明白了，不太需要練習，詹宏志就是這種人。

他無時無刻不在閱讀，後來一小時能夠閱讀到十萬字。

以採訪維生的年輕時候，他不用錄音機也不需要筆記，就能把採訪對象說的話「原文重播」到稿紙上，幾乎一字不差。

遠流出版總經理時代，他是唯一一個把遠流一年出版的四百種書全數讀過的人，所以也是唯一一個能與各書系編輯溝通的人，少數能夠寫出胡適體和李敖體文章的出版人。

三年前的六月，他宣布從城邦集團退休，心裡清楚此生不太可能戒掉出版，只不過「必須抑制下來」，「我是病入膏肓的編輯」。

他的大腦與心智結構奇特詭異如一部相對論級的推理小說，媒體以「先知與革命家」封之，而一段逞凶鬥狠的年少歲月則像跳tone的情節，硬生生插進他文人的人生軌跡上。

颱風將臨之天，黃昏，坐在PChome大會議室裡的詹宏志陷入他的綠光往事，他的記憶如同電影畫面，聲音、表情、氣味、顏色、光線，還有對白，他彷彿記得一切，一個故事牽引出另一個故事，還有數說不盡的細節，卻不知道遺忘有多長。不斷的回頭，提取存在的記憶並書寫下來以確定人生不只是一場夢境，而是一段留下腳印的旅程，詹宏志這樣界定自己，但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帶著「看似溫和，破壞力卻大得不得了」的性格，「永遠在創業」，日子過得好似野戰部隊，身陷不可測的漩渦。如此疾速向前，不停切換頻道的人生，詹宏志未敢輕易揭開記憶之匣，人永遠無法拿此時此刻與漫長的過去對抗。

然而想要書寫記憶的心志一直沒有改變。1987年，久病的父親過世，與父親的記憶不斷纏擾他、壓迫他，詹宏志一一記下待書寫的篇名，有一部分當時已經成文在筆記本上，甚至前言也有了，這一點有好友楊澤見證，但終究因為人在江湖，就這麼耽擱下來了。

一直到1996年，他創辦的電子報「明日報」關閉，時間忽然停止，心情空了出來，詹宏志把筆記本拿出來看，接續書寫，記憶都還在那裡，復又窖藏了十年，安安靜靜的，不增不減的。

記憶至少要窖藏十年才得以提取，以百分之百的誠實審視，轉換為文字，詹宏志嚴格規定自己。

2001年《壹周刊》創刊，轉戰《壹周刊》的明日報同事來邀寫專欄，「寫什麼？怎麼寫？」，有一張憂愁面容的詹宏志那時更加憂愁了，他擔心《壹週刊》的性格，不適合寫數位趨勢並談論出版產業，又或必須把知性文章寫得通俗一點，也就是說，以前所寫的文章現下都不能用了，如此情況，他逼出自己交了兩篇60年代的記憶，又寫了兩篇80年代的旅行，一開始不太統一的筆調漸漸趨於一致後，每週一篇的專欄寫作正式成為生活的規律，寫了一整年，修改三年，被催出版，他總是以「我再改一次」推遲，陳雨航便用一句「再改一次就永遠不會出了」頂回去，這就是2006年讓文化界驚豔的《人生一瞬》（馬可孛羅）。雖然詹宏志至今仍然不明白這一系列「看起來和社會沒有什麼關係」的文章集結為何會暢銷，可對迷戀他腦袋的粉絲來說，閱讀《人生一瞬》就像挖了一條通往詹宏志大腦的密道，入侵至他複雜到難以釐測的腦細胞，他的心靈。如果是朋友，通常出現一種「原來我不認識詹仔」症候群。

記憶的封印一旦掀開，書寫就停止不了，《人生一瞬》像一張張安靜的風景畫，「幾乎沒有完整的故事」；《綠光往事》（馬可孛羅）則寫人，寫一個一個的片段，有一篇提到喬治．史坦納的《勘誤表》，其中援引荷馬史詩《伊里亞德》部分，因為原來的譯本並沒有呼應到史坦納所講述故事的重點，詹宏志遂親自重譯。這是一種寫文章的態度，或者應該說，他就是非找到「對的敘述語氣」不可，「對我來說，寫作最大的障礙就是找到對的tone，一種語氣，敘述的語氣和我所相信的事必須一致」。

許多年前他寫《城市人》（麥田），尋思良久才找到「先寫所以，再寫因為」的新文體，破壞掉舊有的文章架構，「可是當要說自己的故事時，那些語言都不能用了」。六O年代的記憶沉澱了，有了位置，但七O年代的變化太大也太快，情緒太強，「所以至今我還無法料理七O年代」。七O年代，詹宏志來到台北，和詩人羅智成、楊澤成了台大室友，從前只在書上看到的名字一口氣都認識了，「我還和每一個老師吵架，和每一個架構都衝突」，這樣的狂飆，他一直找不到對應的文體來述說，以及，他與母親的關係。很多人疑問詹宏志為何只寫父親而略過了母親，「我和父親太疏離，和母親因為親近，關係複雜許多」。

記憶像一場沒有止盡的旅行，越過《人生一瞬》和《綠光往事》，最華麗的冒險、最困難的搏鬥，對詹宏志來說，還沒有開始呢。


以上文字引用轉載自 金石堂出版情報 2008.08.18  歡迎連結訂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