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孛羅部落遊

推薦序
藏在時空膠囊裡的悲喜記憶 譚光磊（本書中文版權代理人）

　　二○○八年十一月，美國總統大選結束，歐巴馬成為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國總統，為族群融合寫下新頁。美國雖以族群熔爐自居，可是各族裔之間的紛爭，兩個世紀以來始終難以消弭。如今黑白對立稍有趨緩之勢，然而自九一一後便被徹底妖魔化的中東移民，難道不是新的種族迫害對象？
　　回溯美國歷史，除了黑人問題、近年來的拉丁裔問題、早期義大利與愛爾蘭移民的對立，亞裔族群所承受的不公平待遇和斑斑血淚，恐怕是最慘烈、卻也最受忽視的一片記憶。新人作家傑米．福特的長篇小說《悲喜邊緣的旅館》，講述的正是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政府對日裔居民的不人道迫害。這是美國至今依然罕為人知、政府也羞於提起的不光彩歷史。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旋即對日宣戰。在一片高漲的愛國聲中，日裔居民頓時成了種族仇恨的箭靶，日本間諜滲透美國本土的謠言紛起，大規模的仇日行動在美國西岸各州爆發。隔年，羅斯福總統更簽署行政命令，將美國西岸劃為戰區，開始執行強制遷移日本僑民的計畫，共有超過十萬名日裔居民被迫遷往內陸拘留營，日僑因此損失的財物不計其數，更有許多西岸城市的日本區在行動中被毀。
　　誠然，日本計畫性對外移民行之有年，軍方在其中安插間諜收集情資也真有其事，但在這次大遷徙中的日裔美籍居民，很多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第二代，他們就算對日本還有幾分原鄉想像和文化認同，也絕對談不上國家忠誠。可是在白種人眼裡，他們就是「日本鬼子」，與效忠天皇的日軍沒有兩樣，而那些美其名為「拘留營」（internment camps）的安置所，其實和希特勒的猶太集中營也沒有差別。當美國號召自由國家在海外戰場對抗法西斯暴政的同時，這樁不人道的迫害行動卻在本土上演。
　　大衛．古特森（David Guterson）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小說《愛在冰雪紛飛時》（Snow Falling on Cedars）算是探討該事件的代表作，當時大為轟動，還被拍成同名電影。不過那究竟是白種人立場的同情式理解，主角伊希梅爾仍扮演了最終的救贖角色，以無私的大我胸襟提供關鍵線索，幫助兒時戀人的日裔丈夫無罪開釋。要談族群融合，這書的立場根本保守得很。
　　相較之下，福特的寫作策略就顯得匠心別具而讓人眼亮：他從華裔移民的角度切入，寫一個西雅圖中國城的十二歲男孩愛上日裔女孩，結果被命運拆散，闊別近半個世紀後追索記憶中酸甜苦辣的故事。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選擇由華人視點切入？或者應該說，這場差一點就成了種族屠殺的迫害行動，與華人何干？
　　這當然得談到福特的身世背景：他的曾祖父鄭明（Min Chung，音譯）於十九世紀末來到美國，以開採硼砂為生，後來當上工頭，入境隨俗取了美國名字威廉．福特（William Ford）。傑米的父親是百分之百的中國移民後代，母親則是白種人。他本名詹姆斯，這名字到了奶奶口中就成了廣東話的「家美」（Ja-Mei），傑米（Jamie）於是成了他的小名。特殊的身世和父祖兩代在二戰時期的親身經驗，啟發他寫了這個故事。
　　一八八○年代，美國通過排華法案，導致大批中國移民流離失所。日本移民趁機進駐，搶走華人的工作機會，從此埋下日華僑民間的仇恨。西雅圖的中國城和日本町（Nihonmachi）只有幾街之遙，卻有如壁壘分明的兩個國家。及至日軍侵華，二次大戰爆發，雙方更是水火不容。
　　《悲喜邊緣的旅館》主角李亨利的父親，就是個對日本人深惡痛絕的華僑。他年紀輕輕就離開廣東，飄洋過海來到新大陸；他支持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到處為國民黨奔走募款。他一方面希望兒子能像其他廣東華僑一樣回家鄉念書，卻又希望他能融入美國社會。他動用關係把亨利送進全白人的學校讀書，結果亨利每天早上都要忍受中國城的同齡男孩笑他是「白鬼」，與他們背道而馳孤身走路上學。在學校裡，他遭受無止盡的霸凌和歧視；因為拿的是工讀獎學金，中午還得在食堂裡為白人同學打飯送菜。
　　在家裡，父親不准亨利講廣東話，要他「說你的美國話」（speak your American）。偏偏父母都聽不大懂英文，於是就演變成一種雞同鴨講的單向溝通：父親用廣東話，亨利用英文，而他英文究竟講些什麼，父親也只能略知一二。
　　就在如此「背腹受敵」的情形下，亨利認識了新的轉學生岡部惠子。她同樣拿獎學金進白人學校工讀，同樣因為父母希望她能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差別在於惠子的雙親都是日裔移民第二代，生活起居已經非常西化。惠子的母親甚至鼓勵喜歡畫畫的女兒去申請藝術學院。亨利一聽便說「他們不會收你。」惠子反問：「為什麼？因為我是女生嗎？」亨利沉默半晌回答：「因為你是日本人。」惠子說：「所以我媽才要我去申請。要做開路先鋒。」
　　有趣的是，亨利第一次和惠子在學校廚房見面時，根本沒認出她是日僑，還把惠子錯聽成中國名字「凱可」（Keiko），問說「凱可是什麼名字呀？」可想而知，當他明白對方的真正身世，從小父親教導的警戒心油然而生：那是一道永遠不能跨越的鴻溝。但身為學校裡唯二的非白人學生，又同是拿獎學金的半工半讀學生和霸凌對象，他們很快便建立起同舟一命的情感。亨利赫然發現：在白人眼中，所有亞洲人都長得一樣，誰管你是「清客」（Chink）還是日本鬼（Jap）？
　　身分和族群認同的問題，於是精彩好看了起來。面對父親，亨利不能忘記中國的本，卻又被迫上美國學校、說美國話；面對惠子，他要背負的是父親耳提面命的中日仇恨；面對白人，他被一視同仁當成日本鬼，還得不斷指著衣服上的胸章「我是中國人」（I Am Chinese）。這已經是極為複雜的架構，可是福特的企圖不止於此，他還加入了街頭黑人爵士樂手薛爾頓（Sheldon），用他和中國小男孩的跨種族友情，帶出西雅圖在爵士樂史上曾經扮演過的重要角色，以及黑人面對白人主流社會的無奈和無力。
　　《悲喜邊緣的旅館》的故事從一九八六年說起，亨利已經五十六歲，妻子半年前因癌症去世，身心俱疲的他走過封閉半個世紀的巴拿馬旅館，正巧遇上新任經營者的記者會。旅館業主拿出一把日本陽傘，說他們在旅館地下室發現大批日僑遺留下來的東西。當年日裔人士被迫遷徙，倉皇中便把許多衣物、照片和文件寄放於此。誰知世事難料，戰後多數日僑再也沒有回到這個傷心地，位於日本町和外界交口的巴拿馬旅館於是塵封多年，變成一個保存歷史記憶的時空膠囊。
　　講了這麼多，都是關於歷史記憶、戰火傷痕、身分認同和族群衝突，看似沉重無比，然而這正是《悲喜邊緣的旅館》最高明之處：我們完全可以拋去歷史包袱和文化議題，單純享受故事的本質。這是一個男孩的成長故事，一個兩小無猜的純愛故事，一個相隔三代的父子故事，一個勇於追尋夢想的故事。
　　福特的筆觸輕盈而優雅，沒有絲毫矯作，也不是憤怒的吶喊。小說中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皆是普世共感的人類經驗，無論種族和國籍，都能心領神會。或許因為福特生長在美國，又有白人母親，少了幾分僑民的直接苦痛，對惠子的日本家庭和那消失在大遷徙中的日本町，又多了幾分浪漫想像。可是誰說談族群問題必得頭破血流？講種族和解為什麼不可以溫婉？
　　福特大學讀的是藝術，畢業後一直在廣告界工作，作品曾多次獲獎。《悲喜邊緣的旅館》的前身是短篇小說〈我是中國人〉（I Am Chinese），後來他聽從一位編輯的建議，把這個故事發展成長篇，便是《悲喜邊緣的旅館》。這本書在二○○七年的法蘭克福書展前夕由美國藍燈書屋集團簽下，福特更因書寫華裔經驗而被譽為是「男性版的譚恩美」。
　　今年一月，《悲喜邊緣的旅館》在美國上市，獲得書店通路和讀者的一致喜愛，登上《紐約時報》排行榜，精裝版再版不斷，印量堂堂突破十萬大關。這段埋藏在幽暗過往、不為人知的歷史，透過虛構的小說演繹而重見天日，也讓無數美國讀者正視亞裔種族受迫害的不公不義。
　　半年後的現在，這個故事翻譯成中文、來到台灣，在這塊中國傳統文化、日本殖民記憶和美國文化霸權糾纏不清的土地上，應該更能讓讀者產生共鳴。或許，我們都曾是困惑的李亨利，都曾在族群和文化認同的路途上感到徬徨。在閱讀過程中與主角心心相印的時刻，但願我們也都能記得那些四海皆準的人類情感，也希望族群衝突的悲劇永遠不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