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89861203706.jpg 《最後的手稿》馬可孛羅11/9出版

曾經存在過就不會被遺忘

熊宗慧台大外文系助理教授

美國作家崔維斯.賀蘭(Travis Holland)的作品《最後的手稿》(原名為The Archivist's Story),是以一九三○年代史達林大清洗時期的俄國為背景,描寫一個在蘇俄內務人民委員會(即NKVD)辦公處──盧比揚卡大樓(即後來的KGB總部)工作的檔案員帕維爾,冒死將猶太裔的俄國作家伊薩克.巴別爾(Isaac Babel,一八九四~一九四○)即將被焚毀的手稿藏起來的故事。乍看之下,這部作品令人疑惑。蘇維埃歷史上最嚴厲的恐怖統治時期裡,那種風聲鶴唳的氛圍和夜半聽聞敲門聲的驚恐,哪是美國人能夠了解的呢?而那種人與人之間必須相互猜疑、互告奸細的心理折磨,又有誰比那些真正受過苦難的俄國作家們的筆鋒更能傳達呢?所以這部作品最讓人好奇的,除了是作家對背景資料的掌握外,就是為何要寫這部小說的動機了。

關於背景資料的掌握這一點,賀蘭應該已經事先預想到了,這從小說裡充滿大量細節的描述可以看出。寫小說前,作家已經不辭千里先跑到俄國一趟,採訪到多位當時的政治受難倖存者,並拿到第一手資料;在這之後,他又投注了整整五年之久的時間在這部作品上,其態度不可不謂慎重。小說主要場景──盧比揚卡大樓,其內部空間的分配、進出時的檢查關卡、押解政治犯時要甩動鑰匙、低階軍官遵循黨要求健康的理由而有撕菸和晨泳的習慣、銷毀檔案的焚化爐、犯人的放風場所等等,賀蘭都有相當逼真的描述。另外,對於當時五花八門的告密內容,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與史達林有關,如詩人曼德爾施坦姆被舉發嘲笑史達林的鬍子像蟑螂,下場當然可想而知;還有「饑荒」一詞在當時可能引發的的政治疑慮等等。除了這些與情節相關的內容外,作家對莫斯科季節的變換、街道的地標、莫斯科人的採購習慣等等,也是如數家珍般地道來,看得出他對整個時空背景和人物掌握的嫻熟度。

然而這一切還是要回到起點,就是為何一位美國作家要寫一部以蘇維埃歷史為背景的蘇維埃人的故事呢?其實動機就在一個名字上,即伊薩克.巴別爾。巴別爾最有名的作品其實只有兩部──《奧德薩故事》和《紅色騎兵軍》,然而光《紅色騎兵軍》一部就足以讓他列入二十世紀最傑出的作家名冊,但也就是因為這一部作品,讓他注定無法逃過史達林的魔掌。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巴別爾在自家鄉間別墅遭逮捕,罪名是「策劃反蘇恐怖活動」,他被關進盧比揚卡大樓的監牢內,遭受殘酷的刑求,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被判死刑,隔日即遭槍決,而簽署判決書的人正是史達林。小說《紅色騎兵軍》描述的是一九二○年紅軍進攻波蘭一役(即蘇波戰爭),布瓊尼將軍指揮的哥薩克騎兵軍對沿途遇見的不論是猶太人還是波蘭人,不分老少,都極盡暴虐和殺戮之事,作為隨軍採訪員的巴別爾對此有非常直接和暴露的描述,小說文字如血從破裂的動脈管噴出一般鮮活跳動,既刺激了年輕一輩對革命的狂熱,也引發輿論對騎兵軍的強烈批評,布瓊尼於是極盡所能在報刊上打擊巴別爾,後者為此消沉許久,但是無論巴別爾怎麼低調,騎兵軍的殘暴與戰爭最後吃了敗仗的事實,兩者都和一個名字脫不了關係──史達林,這也種下了巴別爾日後的悲劇。

巴別爾遭逮捕後,他的手稿也被沒收,包括十五個檔案夾、十一本筆記本、七本記滿字跡的便籤紙統統遺失,而這就是故事的來源,消失的手稿終究是被焚毀,亦或被某位有心人藏了起來,直到今天沒有人能百分之百確定。慘遭毒打並失去眼鏡的巴別爾的最後身影,還有他寫給當時的特務頭子貝利亞的信:「我只有一個請求,請准許我把最後的作品寫完……」如神話般輾轉流傳下來,成為一個寫作者忠於自己和自己作品的最後信念。

按照賀蘭自述,從他在圖書館裡翻閱到巴別爾的作品並驚為天人起,他就不斷追蹤巴別爾的身影,從此一頭栽進蘇維埃歷史中,感受這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共同命運,一如他在小說裡所言,作為一個作家存在的證據,也是代表他的聲音的就是作家的手稿,小說《最後的手稿》之於賀蘭也就是一項證據:曾經存在過就不會被遺忘,他藉小說向在史達林大清洗中喪生或是殘存下來的人致敬,而這種敬意是不分國籍的,是跨越文化的,那是很久以前的十九世紀俄國作家們曾經感動世人的精神──人道主義,這也是我在這部小說裡最深切的感受。

(破報115-11月14 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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