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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書籍的熱情 / 中時開卷11月14日

  • 2010-11/14
  • 藝文新聞
  • 【楊照 (作家、文化評論者)】

  那是一個特別的時代,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席捲全世界的時代。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彼此敵視,然而兩者之間的共同之處,遠超過他們的差異;或許該這樣說:正因為兩者如此相似,才激發彼此不共戴天的對立立場吧!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相信: 有,而且只有一種「對的」社會組織,在此唯一答案之外的其他主張,不止都是錯的,而且都是破壞「對的」社會組織的邪惡力量。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相信: 實現「對的」社會組織,關鍵在於讓社會成員先有「對的」的信仰。它們都相信:和信仰關係最密切的,是文字,尤其是承載文字內容的書籍。

     所以,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政權都積極地製造出大量書籍,還有,它們都同樣積極地管制、摧毀它們認為「不當」、「有害」的書籍。一邊大量製造、一邊大量摧毀,那是一體兩面,顯現了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政權對於書籍特殊的執迷。

     不過,也就在這份對書籍的執迷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犯了共同的錯誤,大錯特錯。他們錯估了人和書籍之間的關係,也錯估了書籍影響人的 方式。到了20世紀,人與書籍間的普遍關係,已經從自書籍中吸取真理,轉換為自書籍中獲取超過自身經驗的有趣感受與思想。書本影響人的理由,不再是「書是 對的」,而是「書是有趣的」、「書是奇妙的」、「書是多彩多姿的」。

     即使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控制高峰時,他們的書籍執迷就已經在創造反效果了。大量生產,記錄「對的」訊息的書籍,正因為是「對的」,記錄著同樣、熟悉的內容,所以不會有真正、長遠的影響。相對地,那些應該被摧毀的書,正因為其內容「不對」,反而必然刺激出人的最大好奇,甚至熱情。

     這種反效果,在時間及時代變化中更被放大了。到今天,不只是那些代表「對的」思想的書籍完全消失了,甚至連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曾經創造 過大量官方書籍這件事,也幾乎都被遺忘了。被強調記得,而且反覆提醒的,是它們焚書、毀書的行為,是那些被它們燒掉、毀掉的書,是當時抗拒摧毀書籍的各種 情緒、各種努力,乃至各種犧牲。

     《最後的手稿》和《焚書之書》兩個不同角度,提供了這樣的提醒。《最後的手稿》虛構了一位蘇聯KGB的檔案員帕維爾,讓他去面對大作家巴別爾的「最後手稿」,一份應該隨著巴別爾入獄獲罪被徹底摧毀的手稿,卻在帕維爾生命中掀起了無盡的波濤。該按照規定摧毀巴別爾的手稿嗎?還是應該偷偷予以保留?摧毀如此簡單,保留卻必須冒著自己喪失一切的危險,為什麼帕維爾竟然做不出決定來?

     藉由帕維爾的掙扎,作者賀蘭突顯了文學的力量,更凸顯了書籍真正的吸引力。帕維爾真正要保留的,與其說是巴別爾的手稿,不如說是一種抽象 的資產──人可以擁有記憶活著的基本空間,人可以擁有不同感受、不依照標準答案去愛去恨的基本權利。這資產如是抽象,必須藉著巴別爾的手稿將之具體化,但 一旦被具體化了,這資產就取得了驚人的誘惑性,在其面前,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遭到質疑,也似乎都可以拋棄不要了。

     這是真正的熱情。被毀書行為反而激發出的熱情。同樣的熱情,也顯現在《焚書之書》作者的寫作態度上。半個多世紀之後,他固執地去找出所有 當年納粹焚毀書單上的每一位作者、每一本書,追索這些作者的生平,並且幫我們讀了這些當年的「禁書」,跨越時空傳遞了他們所記載的訊息。

     有意思的是,今天讀來《焚書之書》(更精確、但會比較拗口的翻譯應該是「關於被焚之書的書」)考掘出來的「被焚之書」內容,根本沒有什麼 特殊的刺激性,甚至沒有對於納粹法西斯政權的威脅。這更證明了,熱情其實不是針對這些特定的書,而是針對抗拒禁止書籍記錄不同答案的管制。畢竟書的本質就 是給予我們超越自身經驗的多種問題多種答案,保護書的熱情,因而也就必然源自保護這種多樣性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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