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提取並書寫存在的綠光往事
文/蘇惠昭(文字工作者)


人是如何界定自己的?「靠存在的記憶」詹宏志說。

詹宏志自小即擅長記憶、閱讀,還有數學。以一種近乎神童的本事,拿到國文課本第一天,他總是從頭到尾念過一遍,也就順便背下來。有一種人,台上的數學老師講完課,台下的他也就明白了,不太需要練習,詹宏志就是這種人。

他無時無刻不在閱讀,後來一小時能夠閱讀到十萬字。

以採訪維生的年輕時候,他不用錄音機也不需要筆記,就能把採訪對象說的話「原文重播」到稿紙上,幾乎一字不差。

遠流出版總經理時代,他是唯一一個把遠流一年出版的四百種書全數讀過的人,所以也是唯一一個能與各書系編輯溝通的人,少數能夠寫出胡適體和李敖體文章的出版人。

三年前的六月,他宣布從城邦集團退休,心裡清楚此生不太可能戒掉出版,只不過「必須抑制下來」,「我是病入膏肓的編輯」。

他的大腦與心智結構奇特詭異如一部相對論級的推理小說,媒體以「先知與革命家」封之,而一段逞凶鬥狠的年少歲月則像跳tone的情節,硬生生插進他文人的人生軌跡上。

颱風將臨之天,黃昏,坐在PChome大會議室裡的詹宏志陷入他的綠光往事,他的記憶如同電影畫面,聲音、表情、氣味、顏色、光線,還有對白,他彷彿記得一切,一個故事牽引出另一個故事,還有數說不盡的細節,卻不知道遺忘有多長。不斷的回頭,提取存在的記憶並書寫下來以確定人生不只是一場夢境,而是一段留下腳印的旅程,詹宏志這樣界定自己,但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帶著「看似溫和,破壞力卻大得不得了」的性格,「永遠在創業」,日子過得好似野戰部隊,身陷不可測的漩渦。如此疾速向前,不停切換頻道的人生,詹宏志未敢輕易揭開記憶之匣,人永遠無法拿此時此刻與漫長的過去對抗。

然而想要書寫記憶的心志一直沒有改變。1987年,久病的父親過世,與父親的記憶不斷纏擾他、壓迫他,詹宏志一一記下待書寫的篇名,有一部分當時已經成文在筆記本上,甚至前言也有了,這一點有好友楊澤見證,但終究因為人在江湖,就這麼耽擱下來了。

一直到1996年,他創辦的電子報「明日報」關閉,時間忽然停止,心情空了出來,詹宏志把筆記本拿出來看,接續書寫,記憶都還在那裡,復又窖藏了十年,安安靜靜的,不增不減的。

記憶至少要窖藏十年才得以提取,以百分之百的誠實審視,轉換為文字,詹宏志嚴格規定自己。

2001年《壹周刊》創刊,轉戰《壹周刊》的明日報同事來邀寫專欄,「寫什麼?怎麼寫?」,有一張憂愁面容的詹宏志那時更加憂愁了,他擔心《壹週刊》的性格,不適合寫數位趨勢並談論出版產業,又或必須把知性文章寫得通俗一點,也就是說,以前所寫的文章現下都不能用了,如此情況,他逼出自己交了兩篇60年代的記憶,又寫了兩篇80年代的旅行,一開始不太統一的筆調漸漸趨於一致後,每週一篇的專欄寫作正式成為生活的規律,寫了一整年,修改三年,被催出版,他總是以「我再改一次」推遲,陳雨航便用一句「再改一次就永遠不會出了」頂回去,這就是2006年讓文化界驚豔的《人生一瞬》(馬可孛羅)。雖然詹宏志至今仍然不明白這一系列「看起來和社會沒有什麼關係」的文章集結為何會暢銷,可對迷戀他腦袋的粉絲來說,閱讀《人生一瞬》就像挖了一條通往詹宏志大腦的密道,入侵至他複雜到難以釐測的腦細胞,他的心靈。如果是朋友,通常出現一種「原來我不認識詹仔」症候群。

記憶的封印一旦掀開,書寫就停止不了,《人生一瞬》像一張張安靜的風景畫,「幾乎沒有完整的故事」;《綠光往事》(馬可孛羅)則寫人,寫一個一個的片段,有一篇提到喬治.史坦納的《勘誤表》,其中援引荷馬史詩《伊里亞德》部分,因為原來的譯本並沒有呼應到史坦納所講述故事的重點,詹宏志遂親自重譯。這是一種寫文章的態度,或者應該說,他就是非找到「對的敘述語氣」不可,「對我來說,寫作最大的障礙就是找到對的tone,一種語氣,敘述的語氣和我所相信的事必須一致」。

許多年前他寫《城市人》(麥田),尋思良久才找到「先寫所以,再寫因為」的新文體,破壞掉舊有的文章架構,「可是當要說自己的故事時,那些語言都不能用了」。六O年代的記憶沉澱了,有了位置,但七O年代的變化太大也太快,情緒太強,「所以至今我還無法料理七O年代」。七O年代,詹宏志來到台北,和詩人羅智成、楊澤成了台大室友,從前只在書上看到的名字一口氣都認識了,「我還和每一個老師吵架,和每一個架構都衝突」,這樣的狂飆,他一直找不到對應的文體來述說,以及,他與母親的關係。很多人疑問詹宏志為何只寫父親而略過了母親,「我和父親太疏離,和母親因為親近,關係複雜許多」。

記憶像一場沒有止盡的旅行,越過《人生一瞬》和《綠光往事》,最華麗的冒險、最困難的搏鬥,對詹宏志來說,還沒有開始呢。


以上文字引用轉載自 金石堂出版情報 2008.08.18  歡迎連結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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