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 盧比揚卡地區；圖片來源：http://cn.wsj.com/big5/20100330/PHO111346.asp)
活著，並且記住
鄢定嘉∕政大斯拉夫語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小說空間──歷史真實與文學虛構交會的場域
莫斯科，一九三九年。政治大整肅雖已結束，對文人知識份子的控訴與逮捕卻未停歇，NKVD（內政人民委員會）的魔掌在一旁伺機而動。這是美國作家崔維斯．賀蘭（Travis Holland）為小說《最後的手稿》設定的時代背景。
在動盪的政治黑暗時代，擁有最小卻最強大武器者，非作家莫屬。「文字獄」因此成為許多主政者消滅文人的方式。史達林亦然。
猶太裔俄國作家伊薩克．巴別爾（Isaac Babel）一八九四年出生於黑海畔的奧得薩城，一九二○年代中期以《紅色騎兵軍》和《奧得薩故事集》享譽文壇，他是蘇聯作家協會的成員，並於一九三八年出任蘇聯國家出版社（Gosizdat）編委會副主席，隔年遭人密告，指控他祕密為法國從事情資活動，因而身陷囹圄，手稿遭到沒收，數月後槍決，直至一九五四年才獲得平反。
賀蘭在小說開頭安排主角帕維爾和作家巴別爾見面，小說人物和歷史人物的命運在此交會，就此勾勒歷史悲劇中人們面臨的內心糾葛──人該如何自處？怎麼看待歷史？真理的標準為何？
複雜多變的心靈畫面──「外在／內在」世界的悖論
帕維爾曾任教於知名學府，教授俄國文學。此身份設定值得玩味。賀蘭善巧地運用互文手法，讓果戈理、托爾斯泰、契訶夫、勃留索夫、巴爾蒙、貝里、巴別爾、曼德爾施坦姆等人的作品片段，穿插於文本的敘事、主角的沉思、人物的對話中。飽讀詩書的帕維爾對文字之美自然不可能無動於衷，身為文學教師，應該教育學生欣賞文字之美、體會作家意旨，他卻因默許學生告發教師而遭解職。
在學生父親的協助下，帕維爾來到人稱「盧比揚卡」的國家安全局（KGB）總部工作，在特別檔案室中整理被捕作家的檔案與手稿，並一一將其送進焚化室。文學教育者變成消滅文學的劊子手。然而，內在的他不改俄國知識份子的批判傳統及使命感，偷偷帶走巴別爾的手稿。
對帕維爾而言，「盧比揚卡只是莫斯科的一個縮影，那裡每天晚上都有黑色轎車和沒有標記的監獄卡車──黑烏鴉、黑囚車，悄悄開在暗黑的窄巷道裡，進行它們可怕的要務。」在特務橫行的時代，告密是自保的最佳方法，恐懼遂成為此時期主要情緒。帕維爾擔心酒館老闆聽到塞米翁的史達林笑話後報官，害怕同事庫提瑞夫向上級密告，懷疑同病相憐的娜塔雅發現他私藏巴別爾手稿並舉發他。
於此同時，賀蘭假帕維爾之眼觀看荒誕世情：向來被戲稱為「《真理報》中無真理、《消息報》中無消息」的官方媒體大肆報導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的簽訂，卻對波蘭受到德國入侵的消息噤若寒蟬，謊言公然披上真理的外衣。
然而，冷酷現實的生活中，畢竟潛藏人性輝芒。自小想像力豐富、性格敏感的帕維爾並不完全孤單。和塞米翁亦父亦友的情誼，與母親彼此關懷的親情，和失去女兒的娜塔雅相互取暖卻若有似無的情愫，這些人性中原本具備的情感，和帕維爾對生活周遭冷靜的感受和思考交雜，築構複雜多變的心靈畫面。
真理恆久遠──「記憶／失憶」的辯證
《最後的手稿》不僅書寫時代的大歷史，也講述帕維爾個人的小歷史，與兩個女人相關的小歷史。
他的妻子艾蓮娜在前往雅爾達度假途中因火車出軌而喪命。而他不想收起她的照片，也不處理她遺留家中的生活用品，希望藉此挽留妻子漸漸模糊的身影。即使如此，她已經變成相片，一把回憶。而唯一生根於他記憶當中的，卻是她生命中那些最後的時刻，賀蘭運用意識流的手法，讓帕維爾對艾蓮娜臨死前的感受，以及死後屍體橫陳情景的想像重複浮現，突顯主角錐心的痛楚。
帕維爾不能接受的還有母親罹患腦瘤，記憶開始退化的事實。他認為失憶是個人悲劇的公開演出，如果某天母親徹底失憶，認不得他是誰，她也不會記得他們共同的生活了。那就是兩種死亡：她的過去和他的過去。為什麼帕維爾如此懼怕失憶？世上一切是否終將被遺忘？「記憶／失憶」的辯證，帶出受時代洪流擺弄的主角面臨的個人思想困境。
在小說結尾，帕維爾終於領回艾蓮娜的遺骸，也彷彿擺脫了記憶不可承受之重，能以清明之心面對自己與時代。他將母親來信與巴別爾手稿都藏在住家地下室的牆面，還趁同事尚在病中，開始銷毀被捕作家手稿的證物單，並登上盧比揚卡頂樓再度見到巴別爾。其後，展開新的等待──等待被捕。
從歷史角度觀之，現時的主體將成為後人思憶的客體。帕維爾與塞米翁曾談及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否配得上讓人記得。面對人在歷史浩劫中不得不掩藏良知的虛偽，帕維爾認為他們或許不配讓後人記得，但塞米翁卻持相反意見，表示每件事都配得上讓人記得。即使許多證物、手稿被遺忘在某個角落，並不代表史實不曾存在。活著，並且記住。或許，這就是大學時期主修歷史的賀蘭想告訴我們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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