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孛羅部落遊

尋找馬洛禮和歐文遺體，當然也是世人關心的事。1999年，在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和其他組織的贊助下，一支由跨國登山家組成的搜查隊伍「馬洛禮、歐文調查探險隊」（Mallory and Irvine Research Expedition）登上北路進行搜索，彷彿天意，他們竟然很快地在8155公尺處找到了馬洛禮的遺體。由於嚴寒的氣候，馬洛禮的遺體與遺物都保存良好。他顯然是摔落山壁的，右腿已經斷了，手指還緊抓雪地石塊，想要阻止自己進一步摔下來，繩子也還綁在腰上。

探險隊最想找到遺物是馬洛禮隨身攜帶的柯達袖珍相機（Kodak Vestpocket），如果相機能夠找到，他生前是否登上峰頂就可以有答案。可惜上帝一向愛出謎語，搜索隊找到馬洛禮的人以及他大部分的遺物，相機卻已經不在了。

有一些間接證據，讓某些人和登山專家相信他們是登上過峰頂的。一個旁證來自馬洛禮的女兒，她說她父親隨身攜帶妻子的照片，但他說一旦登上峰頂，他會把妻子的照片留在喜瑪拉雅山頂上，搜索隊伍在他身上找不到這張照片。另一個證據來自於時間判斷，搜索隊發現馬洛禮的護目鏡放在口袋，表示極可能他最後行動時天色已昏暗；對照歐岱爾看見他們的時間，他應該是上了峰頂而且待了一段時間才下山，如果他們沒登頂，他們沒有理由耽擱到那麼晚才下山。但這些都是推測，沒有任何紮實的證據能夠告訴我們究竟發生什麼事……。

 

高銘和 推薦序（摘錄）

登山史上最有名的一句話是：因為山在那裡。

說這句話的是英國有名的登山家喬治‧馬洛禮。

一九二四年六月八日，他和厄文由西藏登聖母峰時，在爬到海拔約八五五○公尺的第二台階時，還被位於較低營地的另一位隊員觀望到，但之後就再也沒有他們的蹤跡了。

儘管後來有不少其他的登山隊伍由同一條路線攀登聖母峰，但從來就沒有發現過這兩位攀登聖母峰先驅的蛛絲馬跡。

一九五三年英國遠征隊的紐西蘭隊員希拉瑞和雪巴丹增，由尼泊爾登頂聖母峰成功，是人類第一次把足跡留在世界最高峰的歷史性壯舉。但他們所走的路線，並不是英國人早期想登聖母峰的西藏側路線，也就無法探究馬洛禮和厄文的消息。

楊‧赫斯本所寫的這本《聖母峰史詩》，正是描述馬洛禮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和一九二四這三年參加英國聖母峰遠征隊的前後經過，雖說楊‧赫斯本並沒有親自參與攀登聖母峰活動，但是他曾在一九○四年前後率英軍進入西藏，對於喜馬拉雅山的地形和風土人情可以說是瞭若指掌，加上他又曾擔任當時英國聖母峰委員會的主席，所以由他來撰寫關於早期英國登聖母峰的歷史故事，是最合適不過了。

《聖母峰史詩》的內容非常豐富，特別是有關早期登山隊所需克服的人為或大自然的難關和阻力，做了很多詳細感人的描述，就算換成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那些情景對任何人也還算是非常艱難的挑戰。

讀完本書，除了對先民在探險事業上所做出的貢獻肅然起敬之外，對人類攀登聖母峰的歷史更有了全盤性的認知和了解，實在是一本值得一讀再讀的珍貴好書。

 

 

內容介紹：

　　                                      ──佛蘭西斯‧楊赫斯本

 

一九二四年六月八日，英國聖母峰探險隊隊員喬治‧馬洛禮和安德魯‧厄文做最後一度嘗試登頂。從英國出發前，有人問馬洛禮為何在失敗兩次後還打算登頂，他做了句有名辯辭：「因為山在那裡」。這兩個人「最後一次被看見的時候，正矯健地往山頂攀登」，之後他們消失了……。

 

直到75年後，一九九九年五月，馬洛禮凍得像雪花石膏般的屍體，才在聖母峰高聳入雲的斜坡上被尋獲。但他身上沒有照相機，沒有筆記，沒有任何證據可顯示他們倆是否早在紐西蘭籍登山家希拉瑞（Sir Edmund Percival Hillary, 1919-）和雪巴嚮導丹增成功攻頂前三十年，就已經登上聖母峰頂，是否創下了世上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歷史紀錄……。

 

楊赫斯本這位攀登聖母峰的提倡者和慫恿者，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聖母峰委員會首屆主席，在一九二六年代表聖母峰委員會撰述此書，記述下英國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和一九二四試圖登上聖母峰峰頂的嘗試。他以真實的角度審視整個事件的原委，完美書寫出這些登山行動整個過程的真實場景，並不偏不倚為這些英勇的功績留下紀錄──那個時代，水土適應的極限及持久缺氧的結果，科學上所知甚少，更還沒有衛星電話、全球定位系統、直昇機、保暖雪衣，以及地圖的指引。這些不平凡的靈魂，無疑達成了早期登山探險成就的極致，也證實了人類挑戰挑戰極限的無畏勇氣。

 

作者介紹：

佛蘭西斯‧楊赫斯本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1942）

 

中文名榮赫鵬。英國軍官，也是十九世紀最著名的英國探險家之一，旅遊範圍多在印度北部和西藏地區，對地理研究方面貢獻良多，二十四歲時曾經隻身穿越戈壁沙漠，還曾發現一條從中國通往印度的新路徑。

 

一九○三年，他曾帶領一支軍事探險團進軍禁城拉薩，迫西藏統治者達賴喇嘛於一九○四年九月六日簽訂了「英西藏條約」，為英國贏得希冀已久的貿易條件。這個行動使他在一九○四年榮獲騎士勳章。

 

這位帝國時代軍人同時也是位運動健將，曾經保有三百碼短跑世界紀錄。他也曾致力於籌組探險團，從事人類歷史上頭幾次的聖母峰攀登嘗試。此外，他還是位作家，更在入侵西藏後，彷彿獲得天啟般放下帝國主義的屠刀，在晚年成為宣揚藏密的神祕主義者。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他在英國逝世，享年七十九歲。

 

 

譯者介紹：

黃梅峰，法學碩士，曾任私立中國海專、崇佑企專法商及英文科目兼任講師。主要興趣為文學與藝術。曾譯《埃及古老故事》、《來自緬甸的聲音──翁山蘇姬》、《探索奇蹟》、《與奇人相遇》等書。

布拉格是神聖羅馬帝國首都　鍊金師之城　

卡夫卡、里爾克、克普勒、慕夏、米蘭・昆德拉、克里瑪、哈維爾、赫拉巴爾……
都在這裡擁有他們的故事

　　儘管我在寫作的時候，並沒顧及其實我是在發明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城市，更具挑戰性的是，我得重新創造十六世紀早期的生活——所有的故事都是發明，所有的小說都是歷史小說——但我感興趣的，是如何達到逼真，或者至少達到某種可信度。許多讀者恭維我的小說準確地「掌握那個時代」，我實在不好意思問他們如何知道這一點；但我知道他們是在讚許我的想像巧藝，他們被我的描述所說服，好樣情況真的就是那樣。不過有時幻想真能化為具體事物，那些曾有夢境成真經驗的人，便能理解此點。


作者介紹
    他另一部「三部曲作品」《證據之書》（The Book of Evidence）、《鬼魂》（Ghosts）、《雅典娜》（Athena）則以藝術為焦點；他亦喜愛戲劇，多次擔任改編劇本的工作。2005年班維爾以《大海》（the sea）獲曼布克獎，本書《布拉格》以厚重、魔幻、古怪與黑色幽默，彎曲蔓延的敘事路徑，敘寫了布拉格迷人的風景。最新的小說作品是《遮蔽的過去》（Shroud）。《波士頓環球報》讚譽他是「當今最偉大的英文作家之一」。

譯者介紹
花蓮人，台大哲學系畢，布拉格音樂學院研究。目前擔任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與華梵大學哲學系兼任講師。曾獲倪匡科幻獎首獎，著有《動作的文藝復興──現代默劇小史》、《誰來陪我跳恰恰──澎恰恰傳》，譯有《給菲莉絲的情書》、《恰佩克的秘密花園》、《哈維爾戲劇選》（與林學紀合譯）等作品。


本書目錄
我能找到的，就只有布拉格。她如慧星般陰暗而憂鬱；她的美麗像是火焰般變化莫測，在畸形的矯揉作態中隨風搖曳，帶著一種腐朽的過度悲傷，以及來自永恆幻滅的吃吃訕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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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過烽火大地》、《中東現場》作者 張翠容，

12月29日，在台北市立圖書館「每月一書」活動現場，
與我們分享了她精采的記者工作經歷，也帶領大家進一步思考，
如果你也想和她一樣，關心沒有被聽見的聲音，以及關心這個世界，
你可以透過這些方法做到：

讓追求公義，成為生活的一部份！

多年來，堅持追縱新聞真相的張翠容從未停歇過採訪的腳步。

多次深入向來有「火藥庫」之稱的中東地區，透過與當地百姓對話、實際訪談生活於現場的具影響力的民運組織領導人，抽絲剝繭地從歷史、宗教、文化、地理等因素，一一剖析埃及、以色列、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巴勒斯坦、阿拉伯等國相互衝突，彼此糾葛的來龍去脈。

 

一開始，張翠容就在書中前言，對「恐怖主義」該如何界定提出質疑，並且呼籲世人能更客觀持平地去省思中東地區的問題，而非跟著西方社會的聲音起舞。

 

緊接著，她將焦距轉至埃及，從社會、政治生態探討穆斯林兄弟會如何在埃及興起，以及與親西方的世俗民族主義者如何拉扯對峙：一個是世俗民族主義者，主張政教分離，推行現代化政策；另一個是基本教義派，主張伊斯蘭神權政治，堅持一切以伊斯蘭為本的復古政策。兩方各據立場，互不妥協。

 

豈料，埃及擺脫了殖民，卻在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之間展開一場大鬥爭，不知不覺提供了英、美勢力介入的空間。

 

介乎以色列與敘利亞之間的黎巴嫩，處境更是尷尬，不論是地理位置或政治氛圍。作者先把鏡頭調至貝魯特：「站在貝魯特市中心，我似乎仍然看到內戰時期那一條『綠線』，這條綠線把貝魯特分成東西兩邊，基督徒聚居的東貝魯特和穆斯林聚居的西貝魯特。兩邊居民實際往來不多，從有形的綠線到無形的綠線，就好像柏林圍牆，倒下了，但心牆卻豎起……」這樣的景象活脫是黎巴嫩政治縮影，其宗教派系複雜，政治體制也形同多派系，大家各懷鬼胎……

 

置身紛爭不斷、政治利益糾葛難解的烽火線上，張翠容試圖透過庶民百姓的生活，他們的觀感，忠實地反映出埃及、以色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等阿拉伯世界，多少年來恩怨情愁。

 

張翠容

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八十年代在英國完成高中及大學教育，返港後進入香港中文大學進修社會學碩士，一九八六年畢業。

一九八九年移居加拿大，九一年赴紐約遊學，採訪當地社區和中美關係新聞。再度回到香港後，正式加入香港新聞行業，負責採訪政治新聞。其後分別為英國BBC World Service等多家國際新聞機構報導亞洲地區及國際性事務。亦曾擔任法國「無國界記者組織」的通訊員。

2002年，她的處女作《行過烽火大地》一發表，其無國界的戰地女記者身分與遊走邊緣國度的經歷，即受到港台兩地極大的矚目。

2005年推出第二本書《大地旅人》，作者對其行腳國度、國際情勢的所見所感，文字更具世界觀，人文情懷更濃厚。

多年來，堅持追縱新聞真相的張翠容從未停歇採訪的腳步。2006年的《中東現場》，即是她多次深入向來有「火藥庫」之稱的中東地區，透過與當地百姓對話、實際訪談生活於現場的具影響力的民運組織領導人，抽絲剝繭地從歷史、宗教、文化、地理等因素，一一剖析埃及、以色列、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伊朗、阿拉伯等國相互衝突糾葛的來龍去脈。

當我們，我們三人，在女士的房間裡等待教授的來臨時，我們意識到一種微弱而確定的緊張感，或者說，其實那不過是一種參與的熱切感。我們是帶著任務來布拉格的。G.小姐有位舊識，一位最近才來搬到紐約的捷克移民，我應該稱呼他為米羅希。米羅希考慮在哥倫比亞大學研讀建築，但是他找不到一份工作來支持他的學業。他的父親想到一個可以幫他的法子，就是寄給他一些可以賣得高價的藝術品。但困難之處在於如何將這東西運出捷克斯洛伐克。於是我們自願接下這項任務—將它們走私出來。當我和J.與G.在加州和都伯林的國際電話上討論此事時，這像是一場大膽的冒險，但身在冬日鐵幕內此時此刻，不可避免的憂慮就爬上了我們的心頭。在那段時光裡，旅行者之間口耳相傳的，是外國觀光客不過帶了一點微不足道的違禁品，就被扣押好幾個月，甚至是數年，而且連外交部出面斡旋都毫無作用。即使當年我經常有種白痴幻想，認為牢房可能是寫作最好的地方，但對在東歐某監獄裡蹲上一段時光的頹敗前景，我可是不敢領教。現在回頭已太晚了，傳來的是教授安靜的敲門聲。

 

他是一位高瘦的男人，狹小的額頭前梳著一頭乾淨短髮，很難得在這麼南邊的東部地方，看到長得如此北歐典型的人。很難猜得出他的實際年齡；第一眼的印象，覺得他可能是三十至六十之間的任何一個歲數。他很英俊，毫無瑕疵的輪廓搭配上斯堪的納維亞的特徵，儘管有某種奇怪的自我淡化在其中。雖然他人站在我面前，我還是很難恰當地對他聚焦，像是有個裂隙突然在我的意識中不斷擴大，這在我的記憶裡留下非常深刻的意象。我覺得這可能是因為他長年不想惹人注意—包括被當局、被警察、被密探與告密者注意—造成他表面的真實感被磨損。這讓他有感覺起來，有點像是剛卸完妝的演員。他輪流跟我們每一個人握手，那種嚴肅複雜的方式，讓人感覺起來不像是第一次碰面致意，而更像是告別。如此憂鬱的微笑。他的英文相當精確，只有最輕微的一點點口音。他用溫和而沉穩的貴族腔調歡迎我們到布拉格，好像我們不只是來到布拉格，而是來到他的私人領地。我們後來會不斷在這兒接觸到這種所有權的特徵，尤其是在知識份子圈內；有太多珍貴的事物自這些藝術家、批評家、學者生活中奪走，他們以流亡的態度依戀著這座城市，它的歷史，它破敗的榮華，它那毫不屈服的神祕性。我特地帶了一瓶免稅的愛爾蘭威士忌當作禮物。「噢，詹森牌的，」教授以一種像認出什麼神祕地區禮物的口吻說道，好像那是來自古老中國的絲織品或是撒馬爾罕的香料似的。他小心翼翼地自我手中接過酒瓶，老練而帶有穩重細緻的感激。彬彬有禮：就是這個詞。之前，我從沒碰過任何人更當得起這個詞。

 

他站在房內，離門只有一兩步的距離，當我去關門時，我隱約察覺到在那無框的眼鏡後頭，他帶著某種忽隱忽現的不安與恐懼。他依然握著威士忌酒瓶，他的兩肘緊緊貼住身體兩側，雨衣的鈕扣則扣在喉嚨處。當G.正準備提到我們三人來到布拉格的原委時，只見他先將手指放在嘴唇上，然後指著天花板中央布滿灰塵的弔燈。這是另一個布拉格姿勢，永遠伴隨著一個不幸的微笑，最終我們不得不熟悉的悲慘態度。他們在，他們真的在，就藏在無所不在的麥克風裡。

 

我們走到樓下旅館大廳，教授低語像我們保證，說那裡是最安全的談話之處。兩位金髮黑眼女子已經離開，雖然杯緣沾有唇膏的空咖啡杯，依舊擺在塑膠棕櫚樹下的桌子上。一共有二十幾張照片，教授說道，那是他希望我們能帶給他兒子的—不是我之前以為的油畫，而是照片，而且是能夠高價賣出原版密觸版印的捷克大師名作，我並沒聽過這名大師。教授很急切地向我們擔保，若對帶這批貨出去有任何疑慮，我們隨時可以直說，他會另外想辦法託人帶到紐約去。但事情再明顯也不過，無論如何，我們是他唯一的希望。不不，我們激烈地自我防衛，說我們一定會幫他。又是那抹痛苦、憂鬱的微笑，然後他清清他的喉嚨，小心翼翼地將中指指尖，壓在他眼鏡脆弱的金邊鼻架上。接著，他表示不知是否有榮幸邀請我們到他家吃晚餐，不但看看照片，也順便與他太太見個面？正在那當下，我們背後的餐廳兩扇大門忽然從裡面打開。當門打開的那一刻，我們恰好有足夠的時間瞥到房門內最大餐桌上發生的所有景象。那是張巨大的圓形桌子，圍繞著它共坐有六至八位男士。當我看到餐桌的景象時，我那帶有偏見的回憶，馬上令我聯想到豬在豬寮裡爭食的情形。「俄國人，」教授嘆了口氣說。喝醉的他們大聲喧嘩，完全藐視在場別桌客人的存在。我曾看過類似的景象，當時人數多達十幾個，那是幾年前在布達佩斯，回頭看看現在，他們在布拉格餐廳的另一批同夥，堅持製造出大量的噪音，好像內心有股聲音強迫他們如此做，因為他們都明白這些行為背後代表了什麼，那是能到附近的衛星城市旅行，擁有鄉下的別墅，在莫斯科的外幣商店裡狂歡作樂等，這些享受，對極權國家的特權階級來說，都不是問題。不久後，他們也都將被黑手黨與犯罪組織吸收為中間份子，甚至成為總統龐大權力共犯家族的一員。不過現在豬槽還是擠得滿滿，莫斯科政客依舊將鼻子埋在食物堆裡，那兩扇白色大門打開的弧度也越來越小，他們一對一對地消失在我們眼前，最後我們視線捕捉到的是坐在首位的胖子，那是他們的頭頭，他背對著我們，不過我們還是看到有雙豬腳穿在黑皮鞋上，套著兩只鬆垮的灰襪子，兩條長滿腿毛的粗壯小腿還不小心露出來，這些影像最後也消失在我們眼前。

 

教授想要帶我們去逛逛布拉格。我們非常感激，但怕在這非假日的早上會耽誤他的工作。他緩緩一笑，接著說他是這世界上最有時間的人。他解釋說因他涉入七七憲章而被學校解職，那是當局下令逮捕搖滾樂團宇宙塑膠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後，由知識份子所起草的人權宣言，而在解職之前，他是大學裡的藝術教授。自此之後，他跟他太太就蹲在一間破公寓裡勉強維生，而且政府還不斷威脅，如果他繼續跟那些腐敗反革命集團有聯繫的話，他們就要收回公寓。他認識哈維爾，當然，那時他還在監獄裡，而且還常跟哈維爾以前的朋友攪和在一起，那是一九七六年以前—正確的說是一九六八年以前—在咖啡廳、和酒館裡，而他們的對話都被警察線民所錄音下來。即使當局很明白，他現在在政治上是完全無權勢，但警察總局還是經常找他過去談談。他用一種苦中作樂的口吻，向我們解釋整個過程是如何進行的。通常在黎明破曉之前會有一通電話，他人還在床上，電話那頭以友善的口氣詢問他，是否可以到某某建築來聊一聊，而且每次都是不同棟。只是聊一下，那聲音如此說道，沒什麼重要的事，沒什麼好擔心的，他可以慢慢來，外面會有一輛車在等他，只要他準備好。他會立即起床，然後打一個小包—裡頭有睡衣、一件乾淨襯衫、換洗內衣、襪子、刮鬍刀、還有最最重要的牙刷—打包的同時，他太太會煮咖啡和熱麵包。這是他們之間不變的儀式。但奇怪的，他說，他們從不談事件本身，只提一些實際的細節，儘管他們知道或許他們再也不會見到彼此。他們有一些朋友也是被叫去「聊一下」，卻再也沒有回來。接著他會被載到位於這座城市較不迷人區域裡的某棟建築，教授如此告訴我們，他會被帶到一間沒有窗戶的小房間，裡頭空無一物，只有一張鋼桌與一只椅子，然後他會被要求在一份官方表格上填滿關於他、父母、老婆、小孩等的所有細節，他知道在此刻，還有一雙雙看不見的眼睛正躲在兩邊鏡子後面觀察他。接著，訊問者會以緩慢的步調，帶著輕鬆的微笑，毫不間斷地威脅著他。

 

這段被拘留的時光，短則半個小時，長則三天三夜，有時甚至會長些，期間至少會有半打訊問者在輪流偵訊他。但他從未受到暴力對待。就像所有的特務警察一樣，國家安全局（Statní Bezpečnost），簡稱StB，非常善於收集情報—絲絨革命之後檔案公開，國安局發薪的密告者曾高達上萬名—檔案在絲絨革命公開，在國安局的薪水帳冊中，查到至少有數以萬計的告密者—卻發現很難將某些情報整合起來。教授說，通常，有時質問的方向是如此偏離，甚至超過他可以回答的程度，即使他真的很想回答，但他也毫無選擇，只能陷入沉默。訊問者總是沒有姓名。幾年之後，另一位捷克朋友，茲丹涅克（Zdeněk），一位作家兼翻譯者，也是七七憲章運動的主要活動分子，曾告訴我在共產政權瓦解後的某天下午，他在市中心散步，恰好認出一位訊問者正在對街上走過，結果怎麼著，在他明白自己在幹什麼之前，他發現自己正隔著吵雜的交通，對著對街的那傢伙咆哮，「你叫什麼名字？你叫什麼名字？」好像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一件他必須知道的事。結果那位訊問者怎麼回應？我問，原本以為會聽到那人拉起衣領，羞愧地趕緊逃開。「噢，」茲丹涅克聳聳肩回答，「他微笑，接著招手，叫著，哈囉，喂！你還好嗎？然後繼續走他的路。」

 

教授的老婆看起來短小精幹，長得黝黑而帥氣。我們就稱她叫瑪塔好了。她穿的衣服對她來說有點太過年輕，一件緊身的黑色套頭毛衣，搭配一件超短的黑皮裙，底下還有一雙黑絲襪。一開始，整套打扮看起有些嚴肅—畢竟是全黑色系—還有一點尖酸，我想這是一種抗議的形式，一種對於強加她在生活上的惡意與脅迫的抵抗姿勢。在所有我在布拉格第一次碰到的人當中，無論是多麼壓抑、憤怒或是絕望，對我來說，她卻是唯一一位囚犯。她的絕望帶有某種瘋狂的成分在裡頭，某種壓抑的歇斯底里，好像她剛過完這樣的一天，而這樣的日子日復一日不知已過了多久，從走廊上來回踱步，從門口走到窗邊，又從窗邊晃回門口，然後將一隻手插到頭髮裡，另一隻手則握著一根顫抖的煙。或許她會擔憂她的不滿暴力遲早會發洩，畢竟她缺幽默感。在她對家人及國家猛烈抨擊的過程中—她似乎有很多親戚，但她都公開表示瞧不起他們—她會突然停止，然後將臉側到一邊，接著撲嗤一聲，搖著頭，用舌頭發出喀喀聲，好像她看到另一個更年輕、更快樂、更不輕易相信的她，正在對她微笑，用手指告誡性地對她輕輕搖一搖。我相信在她的內心，她只是無法接受她的困境，因此活在一種憤怒的信念中，認為生命是如此地荒謬與可笑，所以必須在任何時刻改變它。我馬上就喜歡上她，她那帶有威脅姿態的穿著，粉紅色的指甲，她在一碰面當下給我的深刻印象，就像是佛郎明哥舞者在舞動她的肩膀一樣，她遞給我一杯膽綠色、四分之三滿的伏特加。

 

晚餐之後，大夥擠在公寓角落邊上的一個小方桌邊，我們試圖將話題從藝術轉移到東西雙方冷若冰霜的外交關係上。瑪塔完全無心於此。她只想聽到關於美國，那個自由國度與富裕之鄉的事。她抱怨她的兒子，雖然她兒子信寫得很勤奮，卻從來沒有提到任何她想知道的細節。像是她聽過的那些豪華百貨公司究竟在哪裡？像梅西百貨、布魯明戴爾百貨、瑪格儂女裝(I. Magnum)、內曼馬庫斯服裝連鎖店(Nelman Marcus)等……，她一提到這些傳奇名字時就變得興高采烈。J.和G.曾是一九六八柏克萊大學學生運動的一代，試圖跟他解釋美利堅合眾國中某些生活的真實相貌—我還記得其中特別強調維吉尼亞州一些採礦小城中貧窮白人的悲慘狀況—但她卻根本聽不下去。她是個受過教育的女人，原本是位專業的化學家；她一點也不單純，更不用說無知了。在收訊未被干擾的時候，她還會收聽美國之音與英國BBC的電台節目；她知道西方也有它的痛苦與抗議事件；但她堅持，關鍵在於，我們對生活在蘇聯帝國的衛星國家中是什麼滋味，根本完全不了解。她說她聽著我和J.與G.整晚持續談論著東歐—但我們看不出來一旦我們使用了這個稱號，難道不也很不明智地縱容蘇聯統治與接受現狀嗎？她一面說一面輪流盯著我們每一個—東歐在哪裡？哪裡是東歐的起點？莫斯科？布達佩斯？布拉格？還是維也納？可頌麵包，那些巴黎人每天早上的必需品，我們是否知道它的起源，實際上它的形狀是源自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新月旗，在恐懼的歐洲最後終於有能力動員起來，將這些異教徒推回東方之前，這些旗子幾乎已經插到維也納牆外？不不，如果這就是東歐，實際上它應該以伊斯坦堡作為最西邊的起點。

 

教授正望著他的水晶酒杯。是的，他溫和地附合，瑪塔說的都是真的。有好幾段時光，當時在布拉格的生活幾乎變得難以忍受，對他和她都一樣。奇怪的是，壓迫最嚴重的那時光日子其實並非那麼難熬——例如共產黨於一九四八年五月接手政權後的餘波蕩漾，或是蘇聯二十年後的入侵與併吞——至少在某些事件發生片刻還有種害怕的刺激感在裡頭，即使它是如此的令人恐懼。之後，不論如何，當當局開始穩下腳步，坦克也從街上離開時，一種可怕的昏睡很快降臨，整個國家陷入一種討厭卻無法動搖的沉睡當中。教授，依然望著他的水晶杯，諷刺地微笑著。他希望，他說，他可以將這國家的昏睡怪罪於蘇聯，甚至是老家長可愛的大叛徒，但事實是，捷克人已經夢遊了三個半世紀，那是從一六二○年白山戰役失敗之後開始，當時代表新教勢力的年輕選侯腓特烈（Frederick），在布拉格會議之後被任命波希米亞國王，也就是後來大家熟知的一冬之王，卻被哈布斯堡王朝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打敗，他被耶穌會訓練成致力打擊路徳教派。即使為布拉格著迷的里貝爾李諾也同意教授的陰暗診斷，認為這個國家自從白山戰役後就成為「一塊疲憊昏睡的土地」。「布拉格，」他寫道，「有著緩慢的節奏，無盡的咀嚼（就像小說主角薩姆撒在小說《蛻變》的最後幾個小時一樣），像是得了緊張症一樣，有時會忽然奮力驚醒，然接著又立刻倒下」，並提到訪客總是被「無趣，永遠板著臉的城市，它的令人窒息，無法抗拒的昏昏欲睡，被罷免主權的王朝，在狹窄街道上行走的蒼白陰沉臉孔，堆滿古代光榮的灰燼等缺點所震驚」。教授，不像里貝爾李諾，他是本地人，不會如負心的義大利人般輕下斷語。但即使是他，很明顯的，也會希望有一天他可抓住這座城市的肩膀，用力搖晃它，直到那些歷史遺跡底的石座底部都咯咯作響……還有，他繼續說，即使美國大街都鋪滿黃金，他還是不願離開，也無法離開。

 

他轉身向著我們這些訪客。「這個，」他邊說，邊用一根手指輕敲著淡色的松木桌，讓它在這一刻變得非常歐洲，「這個是我唯一知道的歐洲文明。」

 

教授從他桌子的抽屜裡拿出一份裝樂譜的套子，就像我小時候，我姐姐上鋼琴課時用那種鼓鼓的小包包，上面還有一條皮繩，綁著像小啞鈴般的銀色鐵夾。他將套子擺在咖啡桌上，然後攤開它。裡頭有一捆照片，大約三十幾張，小心翼翼地用衛生紙包好。或許是因為晚餐時喝葡萄酒的關係，也有可能是現在喝烈酒的影響，總之對我來說，它們看起來有種模糊的宗教感，像是某種宗教聖禮，背景中迴響著男高音。為何不呢？畢竟真正的藝術品是一種神蹟顯現。

(摘錄自《布拉格畫像》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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